小時候，總有一種感覺，我們家的規(guī)矩特別多。有些事別人家的孩子做了，“風平浪靜”；我們做了，“電閃雷鳴”。說句并非矯情的話，做我父母的兒女不容易。
待人要講“禮性”，這是規(guī)矩之一。這些“禮性”包括：見了人要喊，輩分高或年長的喊爺爺、奶奶、伯伯、伯母之類，輩分相同或年齡跟自己相當?shù)模徒行纸愕苊?。別人交東西給你，必須雙手接過，不得單手去接。家里來了客人，要起身相迎，端茶倒水，客人告辭，至少要送出門，平時來得少的親戚還得送到路口。夾菜只能夾自己面前的，且吃飯不能發(fā)出聲響。第二，絕對禁止賭博，賭物賭財都不可以。父母認為賭博的人家沒有一戶是過得長久的。偷盜更是“觸犯天條”的事。小時候，只要看到我們口袋或書包里多出了不是自家的東西，父母總要東審西問，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。如果東西是撿的，就要求我們交給老師處理。不照著做，會挨打。母親最喜歡講一句話，叫“做賊從瓜起，癆病從花（老家人稱哮喘為扯花）起”，意思是一個人不能貪小便宜，否則，就會有災禍。
有一件事讓我刻骨銘心。我十五歲那年，父親去了外地工作，中秋節(jié)前夕匯了一百五十元錢回來。母親給了我一枚自己的私章，叫我去離家十公里的郵局將匯票兌了。我走了兩個多小時山路，到了郵局，在柜臺前將匯票遞進去，那個四十來歲的女服務員邊干活邊聊天，結果數(shù)了十六張十元的票子給我。我看得很分明，但沒有作聲，將錢裝進口袋就飛快地離開了，生怕服務員發(fā)現(xiàn)差錯，將錢追回去。要知道，那時家里經(jīng)濟拮據(jù)，我們小孩兒，一年到頭，手里的零用錢也就是一兩塊，十塊錢可是一筆“巨款”。但走了一里多路，又覺得自己做得不對。父母平時不讓我們拿不義之財，今天我不是犯規(guī)了嗎？連忙趕回郵局，將十元錢退給了服務員。服務員特別感動，連聲道謝，問我是哪個學校的，看得出她想寫表揚信，我沒有說，只是臉熱熱的，其實是內心有愧?；丶腋赣H講到退錢的事情，母親連聲表揚，晚上還特地炒了我喜歡的菜。
或許是因為從小養(yǎng)成了習慣，成年之后我一直很守規(guī)矩。后來的我身為大學教師、副教授，也堅持一字一句地寫論文，決不胡亂拼湊。對待文字，我永遠心存敬畏，沒有任何“賭博心態(tài)”。這些年，我的專業(yè)水平日漸進步，與小時候接受的家教分不開。
史上有名的曾國藩、梁啟超、傅雷等人，他們的兒女都很有作為。曾國藩的兒子一個是外交家，一個是數(shù)學家；梁啟超的九個孩子個個有出息，其中三個是院士；傅雷的孩子一個是杰出的音樂家，一個是優(yōu)秀的英語老師。兒女的成就與這幾位家長樹立的良好家風不無關系。曾國藩期待兒女注意謙勤，不要在乎一時得失；梁啟超希望孩子學有所長，報效國家；傅雷要求兒子善待他人，在學業(yè)上嚴于律己。
父母的良苦用心，不是兒時的我們能夠完全理解的，許多時候，必須等我們長大之后才會明白。（游宇明）
